“叮铃铃，叮铃铃……”伴随着老式钟表的标志性声音，故宫博物院的大门徐徐打开，古代钟表里的精致铜人转动纺车，齿轮咬合哒哒作响，一位钟表修复师在全神贯注地忙碌……在某短视频平台“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的账号里，一个置顶视频吸引了很多粉丝的关注点赞。视频中的主人公亓昊楠，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钟表修复组组长，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传承人。从参与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至今，亓昊楠一直在用视频记录并推广着自己深爱的这项非遗技艺。

　　在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让非遗永葆生机和活力？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下称标准）由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发布。该系列标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起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是我国首个非遗领域的文化行业系列标准，作为推荐性文化行业标准，将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著录工作，助力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非遗更加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是未来大势所趋，数字化保护也尤为重要。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标准，为非遗传承人，特别是非遗项目的采集和记录人员提供了细致的参考，相信将为非遗建立‘数字档案’，进而加强传承和发展提供重要科学支撑。”亓昊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遗+数字化” 激活发展潜力

　　非遗穿越历史而来，因深厚内涵而绽放光彩，然而，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很多非遗项目会面临“断层”甚至“消失”的危险。近年来，非遗的数字化保护需求不断凸显。

　　2021年4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该规划显示：浙江“数字化建设成效明显，建立了普查资源、项目管理、事业管理、集成志书、影像视听、管理平台等数据库”，“已采录293.6万余条数据”，并且“建立浙江非遗保护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浙江非遗数字地图‘非遗 Go’”。

　　“一些项目保护传承质量有待提升，保护传承体系有待完善，保护工作基础有待夯实，创造创新发展潜力有待激活，数字化运用有待提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不足。对此，该规划特别提到了深入实施记录工程，即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系统规范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推进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并提出了“至2025年，完成150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目标。

　　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也对非遗的数字化处理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加大对非遗有关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充分运用非遗调查记录成果，完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平台、推进非遗档案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利用。其中的非遗记录工程专栏特别提到，建立健全非遗记录工作规范和标准，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真实、系统记录，全面反映非遗相关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流变过程、核心技艺和传承实践情况。对传承环境或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传承面临困难的项目，优先进行记录，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加强对记录成果的传播和利用。

　　“虽然非遗的数字化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一直缺乏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的相关标准。”王福州告诉记者，从2011年5月开始筹备、起草，标准历经十多年磨砺，于今年6月29日发布，并将于9月29日实施。

　　“记录+标准化” 定格最美风貌

　　“磨剪子嘞！锵菜刀……”“蜜来哎！冰糖葫芦……”不同肤色的游客，一起大声模仿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叫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老物件收藏家阿龙回忆起此前参加的一项文化活动仍然笑得合不拢嘴。

　　“我希望能让‘老北京叫卖’的声音、来自老北京胡同的声音留下来，让子孙后代能通过这些声音感受老北京文化的烟火气”。“老北京叫卖”于2007年6月入选北京市第二批非遗项目。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能够听到“老北京叫卖”，但它仍是很多“老北京”内心里最温暖的声音。在阿龙看来，就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项目而言，标准就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标准既是一份认识非遗项目的‘说明书’，可以让公众了解每个非遗项目的大概情况，也是一份拆解细化工作任务的‘向导图’，告诉非遗信息采集者记录非遗项目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王福州告诉记者。

　　通过下载浏览标准全文，记者发现，标准既提出了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总体要求，又规定了各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采集实施、资源著录方面的业务要求和技术要求。

　　“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目前正按照数字化方向不断完善和改进。不仅仅是通过用图片记录修复过程、拍摄纪录片、出版专业修复书籍，更重要的是要结合科技，利用三维扫描、数据建模来复现钟表，用等比例的新品代替古钟表进行展示与宣讲。希望能够参照标准进行规范化操作，从而将传统与科技结合，使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更加具有生命力。”亓昊楠充满期待。

　　“我们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体系，就要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标准体系，希望标准能够为非遗数字化保护结出累累硕果。”王福州强调。（文字：本报记者 张海志 图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独家专访

王福州：用标准为非遗“画像”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福州

　　守正知所来，创新明所往。《“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明确，要加强非遗数据采集方面的标准化研究，推动制定有关标准和规范。日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行业标准，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

　　回应现实需求

　　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进行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现实需求是什么？

　　王福州表示，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非遗，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业界对于出台有关标准规范、指导工作认知与实践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该系列标准正是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为顺应非遗保护工作需求而起草编制的。

　　标准将对参与非遗项目采集和著录工作的人员发挥指导作用。“实际上，我们想通过标准的规范化来推动非遗数字化工作的规范化，以标准来推动对非遗项目的数字画像，因此，标准明确了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总体要求，具体规定了当前十大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采集实施和资源著录方面的业务要求和技术要求。”王福州表示，采集方案编制部分，主要明确“采集什么”；采集实施部分，主要明确“怎么采集”；著录部分，主要明确“怎么著录”。标准还非常注重实操性，为了更易于使用者理解，标准除了提供采集计划模板之外，还提供了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例编制的非遗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以及以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视频资源《徐策跑城》为著录对象的著录示例，拟通过具体应用场景举例来指导实践。

　　具有开创意义

　　标准的实施，无疑将为非遗保护带来诸多变化，对于推动非遗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标准的出台将有助于非遗保护机构和从业者正确认知非遗保护应有的原则理念，在面对形态各异的非遗项目时，能准确把握采集著录的工作方向和重点内容，提升记录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助力非遗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传承、宣传、弘扬和振兴。”王福州表示，我国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下10万余项非遗项目，其数字资源建设管理工作均可以之为参照，标准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长远来看，该系列标准的出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可以说，在当前工作实践中，建立一套用于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标准规范体系，并在该体系中率先制定有关非遗记录建档和资源管理的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标准，在我国非遗保护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王福州自信满满。（文字：本报记者 张海志 图片：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供图）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邵京京 责任编辑：吕可珂 审校：崔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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