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万件标记“KM”商标的服装被公安机关扣押，眼看要损失上千万元，为何服装所有人很快又拿回了自己的货物？这要得益于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帮助权利人避免了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依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服务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情况，并发布最高检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上述案件正是指导性案例之一。

　　早在2013年3月，广州卡门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卡门公司）便开始在服装上使用“KM”标识，但商标申请注册之路却一波三折。

　　2016年6月14日，卡门公司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在服装、帽子等商品上注册“KM”商标，2017年2月14日，商标局以该商标与在先注册的商标近似为由，仅核准“KM”商标在睡眠用眼罩类别上使用，但卡门公司继续在服装上使用“KM”标识。其间，卡门公司逐渐发展为在全国拥有门店近600家、员工近1万余名的企业。 

　　卡门公司在服装领域申请注册“KM”商标受阻，但几年后，另一家公司却成功在服装、帽子等商品上申请注册了“KM”商标，主要原因是在先注册的近似商标被撤销。

　　2018年1月7日，北京锦衣堂企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锦衣堂公司）在服装等商品上提交的“KM”商标注册申请被核准。此后，锦衣堂公司授权北京京津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京津联行公司）使用该商标。

　　虽然卡门公司在服装领域使用“KM”标识在先，锦衣堂公司申请注册“KM”商标、京津联行公司在服装上使用“KM”商标在后，但后者却认为卡门公司侵犯其商标权。于是，2018年5月，京津联行公司向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卡门公司在服装上使用“KM”，并以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下称南海分局）报案。南海分局于同年5月31日立案，并随后扣押卡门公司物流仓库中约9万件标记“KM”的服装。

　　2018年5月31日，南海分局以卡门公司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6月8日，卡门公司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下称南海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撤案。南海区检察院依法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南海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卡门公司在锦衣堂公司取得“KM”商标之前，已经长期使用“KM”标识；卡门公司在生产、销售服装期间，一直使用“KM”标识，从未对外宣称是锦衣堂公司或京津联行公司产品，且卡门公司经营的“KM”服装品牌影响力远大于上述两家公司，并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故意。

　　据此，南海区检察院认为，卡门公司生产、销售“KM”服装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公安机关立案错误，应予纠正。2018年8月3日，南海区检察院发出《通知撤销案件书》。同年8月10日，南海分局撤销案件，并发还扣押货物。卡门公司及时出售货物，避免了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厅厅长、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郑新俭表示，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护权利人的正当权益免遭损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应注意审查是否存在不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情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立案监督申请，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和调查核实，认定有在先使用等正当合理使用情形，侵权事由不成立的，应依法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据悉，该案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创新性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至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1.63万余件2.8万余人，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万余件6.5万余人，提起公诉2.3万余件4.5万余人。检察机关在发挥知识产权刑事追诉职能的同时，也不断加大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力度。2016年至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监督案件495件，行政监督案件205件。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2016年至2020年，最高检单独或与相关部门联合挂牌督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77起，其中直接参与“快播”案、春节档电影侵权盗版“2.15”系列专案、假冒名家字画系列案件等重点案件的研究、会商及办理工作，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共82件。此次发布的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就是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围绕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中突出的疑难复杂问题，强化对下指导，回应社会关切，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谋划和推动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依法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精准指控，持续做优做强知识产权刑事检察工作；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将检察监督职能从刑事向民事、行政延伸，从实体监督向程序监督拓展，积极推动开展深层次全方位法律监督；进一步探索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的综合性保护机制，切实解决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本报记者 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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